北京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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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8月里的一个周日，北京市甘家口国家经贸委的住宅楼下，有一个小贩背着个军绿色的破包，举着个牌子，顶着烈日蹿来蹿去，牌子上书几个大字--刷煤气灶，还有一个副标题，以稍小一号的字写着：八毛*一个!破包里装着他生财的瓶瓶罐罐，里面装着烧碱、清漆、银粉以及一块大抹布。
1980年的中国还没开始执行双休日，每周只休息周日**。街上的小贩还很少见，也没有任何塞在住宅区里的小广告。在一个国企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当时许多人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个刷煤气灶的小贩衣着挺干净，背着一个装备齐全的小包。楼上的一位大妈朝他招招手，上来吧。张大中以500块*启动的**单生意开工了。
那时，北京的普通家庭还没用上燃气具，家家户户都是一个土夯的煤气灶台，日子一久，烟熏*燎就黑乎乎的，张**打开背包，拿出抹布，先清理一遍灶台，然后给灶台抹上烧碱，用湿抹布哗哗地洗，再用清水把灶台表面清干净。清干净灶台只是**步，重要的工序在后头，把清漆和银粉按照一定比例混好，再均匀地粉刷上去，才是这个活儿的核心所在。年轻小贩张大中在8月的酷暑中干得满头大汗，**下来，刷完了10家。
迎着晚霞，拖着疲惫的身子在回家的路上，张**给自己算了一笔账：总共收入8块*，但是使用的清漆、银粉跟烧碱就值六七块了，还落了一身的累。
于是，这成了张大中**次也是*后一次从事家政服务业。从自信满满地进入，到疲累而狼狈地退出，张大中只*得了一块多纯利以及够给自己和大哥家再刷两次煤气灶的烧碱、清漆和银粉，当然，大抹布也算*的。
张大中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作、游手好闲而被迫当小贩的。恰恰相反，他有一份在当时看来挺不错的工作--在北京郊区的一个供销社当电工，那个供销社有3间北屋、 20多名员工，卖着国家管制的油盐酱醋，月薪30块。那种生活是，你坐在那里一眼就能看到自己50岁后的样子，掐指一算就能算出自己一辈子工资的工作，简直让人感到绝望。张大中回忆。
张大中兄妹7个，排老三。父亲是旧时朝阳大学法律系肄业生，母亲是一个富商的独生女，很漂亮、非常有想法。父亲早年参加过革命，是共产党员，但是身体不好，早在文革前、张大中十几岁时就过世了，妈妈成了整个家庭的支柱。但是文革当中，妈妈上街贴了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大字报，*终被定为反革命罪。
至今，张大中仍然保存着自己从档案馆中复印出来的当年四人帮给母亲的判决词。跟他母亲一批被判处死刑的有 29人，每个人都有当时的检察院的三四行评语。别人的判决词是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或者仍很嚣张，而到了他母亲那，却是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而且嚣张到了极点。她是一个到死也绝不低头的人。
张大中无疑遗传了这一倔强的性格。在跟国美谈判时，张大中跟黄光裕说：你必须比苏宁高8个亿，否则我宁愿30亿元跟苏宁谈，也不跟你谈。这种固执，对手不理解，身边的人也不理解，但是，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决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坚持到底，哪怕后果很糟糕。
但对张大中的事业真正起到帮助的，还是这种不安分的基因。
1979 年开始，国家开始拨乱反正，但是当时要求平反的人很多，政府的平反时间更多取决于受害人家属的上访激烈程度。张大中的大哥、二哥都是踏实安分的人，大哥当时已经分到外地工作，供养弟弟妹妹们生活。他瞒着大哥，拿着材料到处上访，市委、中央都跑遍了，在大哥眼里我这是典型的给组织添麻烦，一直到平反的补偿彻底发下来，我才告诉大哥。张大中回忆道。1980年，落实政策，政府补偿了张家7000元，兄妹7个，每人1000元。
面对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1000块，张大中陷入了沉思--用这笔*干什么?跟兄妹们一样拿去买电视机、买大衣柜?那是绝对不行的，不能糟践了!尽管他没有想得很具体到底用来干什么，但是一定要拿这笔*干点什么的念头非常清晰。
这一年，张大中31岁，刚刚插队回城，并在同学的介绍下有了对象，1000块*被他一分为二，一半用来结婚，剩下的作为干点什么的启动资金。
这一切促成了供销社电工张大中，变身为1980年8月的那个刷煤气灶的小贩。我觉得，做人做生意一定得比别人都多看半步，别人没有想要去做生意时，我已经开始尝试，当看到刷煤气灶不行时，我又能立即画上句号。26年后，张大中再次给自己的一项生意画上了句号，不同的是，昔日的小贩已经成为身家亿万的**，需要处理的后续资产也远远比当年那些清漆、银粉、大抹布值*。
电器铺的小**
看到刷煤气灶不**，小贩张大中并没有停下他干点事情的脚步。1982年冬，在自家厨房做出的60台落地灯，成为张大中经商盈利的起点。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张大中的几十台手工落地灯虽然是三无产品，还是被居民们抢购一空，甚至还有一个供销社来向他采购了几十台。在甘家口的一个商场里，张大中卖出的8个落地灯共纳了2.4元税，而20多年后，因为将大中电器以36亿元的价格卖给国美，他纳税5.6亿元，成为国内一次性缴纳个人所得税*多的纳税人。
